《我们的婚姻》：一次女性意识新语境下的前卫表达

文| 酉西《我们的婚姻》是剧中人的婚姻，也是普罗大众的婚姻。



有人苦于单身寂寥，有人囿于婚姻堡垒，有人忙于事业宏图，有人困于家庭琐碎。一些人的不幸，是另一些人眼中的幸，反之亦然。个中酸甜苦辣，伴随每个人对待生活的独特态度而定性和流转。
无可避免的现实是，绝大多数人都面临或曾面临鱼与熊掌难兼得的两难，也曾陷落于个体价值何去何从的迷茫。这些困境在婚姻、家庭、事业以及它们彼此的裹挟冲突间更加凸显。 探寻出路，是古往今来人类共通的价值诉求，也是文艺创作中恒久的选题，着墨于此的影视剧不在少数，而近期收官的《我们的婚姻》是其中佼佼者。




自我与世界的和解，事业与家庭的融通，个体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着陆回归，是这部剧轻喜姿态下的价值所趋。由此而带来的深度思考、绵密共情，是该剧区别于今年以来几部婚姻题材剧的最大不同，也是吸引观众的关键所在。 ▍深刻洞察，捕捉现实褶皱中的社会课题 《我们的婚姻》是由沈严、刘海波执导，白百何、佟大为、蒋欣领衔主演，高叶、王骁、是安主演，曹曦文、张晨光、邬君梅、佟悦等特别出演的都市情感剧，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、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彗星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，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，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，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，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轻喜生活故事。




作为都市情感剧，《我们的婚姻》以沈彗星、盛江川为核心，建构了4组婚恋状态下的典型人物形象，并探讨由此延宕开来的一系列社会议题，其中包括家庭成员的分工、全职妈妈的价值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、职场妈妈的困境等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，这也使得该剧甫一播出便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。 剧中的4组人物具有相当的典型性—— 沈彗星与盛江川的婚姻问题，核心是自我价值的追寻与两性权利的博弈；蒋静与陆维斌的婚姻暴露了传统婚姻形态的沉疴，客观上凸显了女性独立的必要性；董思佳与李宇文的婚姻问题因对“女主外男主内”的非典型形态不能适从而引发，更源于一方对另一方理所当然的漠视；黎小田与霍连凯代表了当下都市男女婚恋态度的另一种可能——财务自由、精神世界富足，并秉持前卫的价值理念而不愿轻易踏入婚姻。


4组人物与婚姻互为参照和对比。比如沈彗星立定主意要告别全职妈妈的生活，进入职场去实现她的人生规划和自我价值，作为参照的蒋静则一心一意只想做好家庭主妇，以把老公当老板自处，却不能消弭经济依附、丈夫出轨等带来的困苦。沈彗星认为女人价值取决于自我实现价值，蒋静却劝沈彗星不要离婚，将离婚后的男人比喻成“离开戒托的裸钻”，女人如同“没有裸钻的戒托”。 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参照与对比，不仅更真实地打捞捕捉婚姻生活的个中况味，也能让观众更精准找到情感代入的坐标，从而更好达成一场双向奔赴的共情之旅。也因此，许多观众直呼：“太真实，这简直就是我的婚姻。”“感觉谁在我家装了摄像头。” 《我们的婚姻》深入捕捉现实褶皱中的诸多社会课题，击中了许多人在现实婚姻中所遭遇的痛点。比如，沈彗星言辞犀利地戳破丈夫盛江川的谎言，指出他将家中“男主外女主内”视为更有效率的分工模式，实际是以妻子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。一语中的，让这成为观众，特别是女性观众热议的切片段落。



对观众的深度打捞，离不开前期筹备的深刻洞察。根据百度数据，《我们的婚姻》女性受众占比达到7成以上，25-34岁观众占比达到41.15%，这与孵化团队对该剧主力收视人群为20-35岁女性观众的画像基本一致。基于这一画像，团队精准把关文本的底层逻辑，从而一举戳中目标人群。 ▍情理交融，提供深嵌现实的温暖补给 一个好的观剧过程，意味着一趟富有价值的婚姻教育之旅。 区别于市场上一些强情节技术流作品，《我们的婚姻》以更接近生活本来面貌的逻辑节奏娓娓道来，在徐徐展开的婚恋图景中，叩问30+恋爱婚姻人群关于情与理、爱与欲、自与他、理想与现实的诸多本源问题，为观众提供了4组深陷困境而又披荆斩棘的婚姻样本。


同时，《我们的婚姻》跟踪并展现痛点的治愈与困境的解决。 比如，理想主义的沈彗星与理性世故的盛江川，从相互不理解的对立指责到一步步代入彼此去体验与思考，最终达成对彼此更深刻的认同和接纳。剧中的其他3组人物也都渡过了婚恋危机，并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。通过展现多元化、有宽容度的价值取舍，《我们的婚姻》在影视土壤中尽可能构建还原真实婚姻景观，嫁接婚姻与事业、理想与现实的桥梁，完成了一场深刻却诗意、写实却温暖的治愈之旅。




如果说真实立体的4组人物及其关系是《我们的婚姻》与观众达成同情共感的关键一环，那么充分的人物成长弧光、完整的婚恋变化曲线，则是该剧完成思想探索和价值叩问的核心主线。 比如，董思佳在职场摸爬滚打做到了女高管，是他人眼中新时代新女性的绝佳代表，然而与之相矛盾的是，她内心未能超越传统男权社会陈旧规范的藩篱，认可男强女弱的合理性，这令她既享受丈夫的牺牲又嫌弃丈夫的“无所成就”，活得“拧巴”而痛苦。而最终她婚姻危机的解除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最终突破了传统陈规的阴影，认识到丈夫所创造价值的不凡，蜕变为一个由内而外践行两性平等的新时代女性。这个人物的成长过程也是其挽救婚姻的过程，从侧面揭示了婚姻生活中的幸福密码。





整体气质上，《我们的婚姻》是轻喜、温情而又理性的。剖解痛点，但不“以苦煽情”，苦中有乐，但不“以喜避实”。 其中，沈彗星与盛江川的相处模式堪称代表。比如，两人曾为了空屋改建成“游戏房”还是“音乐房”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斗智斗勇，轻松打闹的表征背后暗含着各自对于家庭贡献、个体价值的不同理解，为后续两人更大的婚姻问题埋下了伏笔。
4对夫妻各色悲喜纠结，《我们的婚姻》融精神追问、价值表达于艺术创作中，以温暖姿态、光明视角疏导社会情绪和生活焦虑为作品注入思想与温度，并营造开阔的思考空间，为观众提供深嵌现实的温暖补给。



《我们的婚姻》是剧中人的婚姻，也是普罗大众的婚姻。以典型个体际遇链接普遍共情，《我们的婚姻》以轻喜姿态与各种社会症候、婚姻问题贴身肉搏，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下性和大情怀。 ▍回应时代，凸显全新语境下的前卫表达 文艺创作是社会的投射、时代的号角。伴随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，社会各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“她时代”，文艺创作对女性的关照被纳入一个更深切而现代的叙事框架——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全新社会语境。





《我们的婚姻》诞生于斯，呈现了新语境下新旧思想交战的社会现实，并以女性主义思想为引领，基于当下现实进行了超越当下现实的前卫表达。 以充分的女性视角去切近当代女性的社会困境，整体上勾勒出一幅都市女性的生存图景，这是女性意识在剧中最直观的体现。《我们的婚姻》中的女性视角是郑重而温柔的，以沈彗星重返职场所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矛盾为主线，该剧串联起董思佳、黎小田、蒋静这3位个性与背景迥异的都市女性的婚恋经历。




作为沈彗星的对照角色，董思佳强大外在下有着积久的内心脆弱之处，并不像沈彗星内外一致地认可男女平等；黎小田看似自主选择并享受潇洒精致的单身生活，实则内心存在恐惧婚姻的成分，而沈彗星能够在奋斗黄金期选择生子育儿，无疑是更具勇气的；全职主妇蒋静视老公为老板，在对待家庭、事业的价值观上与沈彗星更是南辕北辙。 作为新时代女性，沈彗星内心强大且有价值坚守，但也同样存在不少不足，比如想当然的理想主义。





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和羸弱点，也正因此，她们是更真实、更接近观众的角色，高度契合当下都市女性的主流状态。在经过一系列磨炼之后，她们从各自身上、从周围人物身上汲取力量，持续弥补自身的空白和不足。在她们身上，可以看到互帮互助的“女性同盟”的能量，也可以看到当代女性积极求索向上的风采。而这，是女性意识真正的意义与表现。 伴随她们的成长过程，《我们的婚姻》提纯并回应了不同女性于生活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，涉及了包括全职妈妈被困厄于家庭之中、家务劳动的价值无法得到肯定和尊重、职业女性被与母职捆绑、单身女性被污名化等在内的诸多性别议题。同时，通过角色的行为与表达，全剧有力输出了有关性别平等、妇女权益、家庭分工价值等现代观点，这也是该剧社会价值的一大体现。





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并非意味着女性至上，而是追求一种平等的权利回归。《我们的婚姻》珍视女性视角，也没有旁落男性视角。这是该剧的可爱之处，也是其可贵之处，亦是其前卫之处。全剧直面并剥析现实中由两性关系而引发的冲突矛盾，理性客观地探讨基于性别平等观念的婚恋道路。 如果说黎小田那句“我想要孩子，但我不想要你”代表了当代社会女性更宽广自由的选择权利，那么霍连凯的“结婚亏本论”则集中揭示了新语境下都市男性对于婚姻超越传统的解读与定位。共通的是，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下性别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产物。这些论调成为金句，正是观众对该剧精准捕捉现代性的肯定。




某种程度上，《我们的婚姻》堪称时代思辨剧。以理性为准线描摹都市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呈现而不评判，探讨而不灌输。也正因此，《我们的婚姻》反而后劲大、回甘浓，引发观众真正向内深思并持续探讨。 总体而言，作为一部叙事真诚大方的都市情感剧，《我们的婚姻》通过塑造立体典型的4组婚恋男女，拆解当代人于生活困境中拨云见日的明朗过程，借由一系列关乎个体价值、社会理性以及情感认同的人物选择，于驳杂人性和现代思潮之中提纯主流价值，给予观众以温暖光明和前行勇气。